近些年来，出版市场出现了大量前媒体人写作的图书。在这一出版现象背后，不仅有着媒体转型时期带来的身份变革，还有出版市场的内容转向。这一新型写作群体的崛起，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向和个人因素。除去他们写作的内容之外，他们身份转型背后的社会叙事同样值得珍视。较之于前一代的媒体人，他们面对社会的变革和媒介的转型时，往往悄然无声地凭借自身兴趣投入到某个领域，持续进行内容创作。在著作出版的个人简介里，他们依然不忘给自己标注着前媒体人的身份属性，这也说明了他们或许只短暂拥有过媒体工作的职场经验，但依然对媒体人的角色有着不可磨灭的情怀。
本期专题选取了近期出版新书的三位前媒体人为叙述对象，以访谈问答的形式进行媒体记忆的个体回顾和身份转型的心态考察，讲述他们从媒体人走向知识人的心路历程和社会叙事，以及他们的媒体经验如何塑造自身写作形态。本篇为对邹德怀的访谈。
本篇对话的主角，是从事历史写作的杨津涛。身处大厂的格子间，杨津涛白天上班赚钱养家，晚上进行兴趣研究和知识写作。这些年来，杨津涛一步步从传统媒介走向新媒体原创，最后落足于本土历史的细分领域研究和撰写专业著作。杨津涛认为，正是媒体从业经历发生作用，让他决定写一本兼顾铸币背景、影响和货币实物，并对当代有所镜鉴的书。
下文为严步耕和杨津涛的对话。
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·书评周刊4月17日专题《一个新写作群体的崛起》B04版。
B01「主题」一个新写作群体的崛起
B02「主题」从媒体人到知识人
B03「主题」冯翔：扩大自己的舒适区
B04「主题」杨津涛：从杂志编辑到互联网“厂民”
B05「主题」邹德怀：用老照片搭建文化间沟通的桥梁
B06-07「文学」《十四岁的小舞者》：“名声赫赫却无人知”
B08「文学」《室友弗兰基》：心情不好时，撸一本有关猫的小说
采写丨严步耕
杨津涛，历史作家、古钱币爱好者，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，曾任《国家人文历史》记者、腾讯新闻“短史记”栏目主笔等。
特殊的历史媒体人
严步耕：你在媒体期间的工作形态，介于内容原创与稿件编辑之间的自产自编。与之前媒体编辑的角色有所不同，这背后其实也是媒体变革的产物。你怎么看待这种自产自编的媒体角色？或者说，自身如何定位这种角色？
杨津涛：我的从业生涯，其实始自传统媒体《文史参考》，它后来更名为《国家人文历史》。历史杂志本身就不同于大多数新闻媒体，我在杂志社既做记者写稿，也会编发一些来稿，这为“自产自编”打下了基础。2013年从《国家人文历史》辞职后，我去了当时还算新媒体的门户网站——腾讯网，成为历史频道的一名网编。六年多的时间里，我都是和同事谌旭彬一起做日更栏目“短史记”。我们每天依据时事热点、阅读新知等开会商量选题，然后各自查找资料，写成文章，发布到客户端、公众号等平台上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并不完全是“自产自编”，很多时候谌旭彬承担了编辑的角色。如果说作为一名网编，与传统媒体有什么不同的话，可能是既需要写稿、编稿，又要运营自己发布的文章。比如，可能需要依据流量的实时反馈，随时调整文章标题，以增加读者的点击兴趣。门户网站的工作比传统媒体更贴近读者，了解什么样的内容更能打动读者。这使我不得不时常思考历史与当下的联系，成为特殊的历史媒体人。
严步耕：在媒体之前，你也为各家媒体撰写书评。如今各家媒体的书评版面不断缩减，且国外知名媒体也在不断关闭书评栏目。你如何看待媒体书评这个栏目？书评栏目的不断关闭，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？
杨津涛：从大学时期开始写书评，算起来到现在有十七八年时间了。这些书评发表在包括《新京报》在内的很多刊物上，赚了不少稿费。在我看来，书评一直具有双重属性：一方面是读者阅读一本书后做的分享或批评，另一方面也是出版社、出版公司打出的一种广告。书评栏目，事实上起到了连接作者、读者和出版机构的作用，增加了他们之间彼此了解的可能。
如你所说，如今幸存的书评栏目越来越少，但这可能并不意味着书评的消失。我打开小红书，往往能刷到带有推广性质的新书资讯，在公众号、豆瓣则又经常能看到读者认真写下的书评，二者都是我买书的参考。书评栏目的减少，让书评人很难再找到发表作品的园地，也像媒体人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。而书评转向其他平台，继续发挥原有作用，影响甚至可能较以往更大。
《抗战记忆》
作者：杨津涛
版本：广西人民出版社
2017年7月
严步耕：你如何看待上一代媒体人对你最初选择这个行业的影响？
杨津涛：我从高中开始看当时报纸的深度报道，上大学后时常买一些新闻杂志，再加上2010年左右媒体人们在微博上十分活跃，让我有机会去了解老一辈媒体人。在我眼中，他们身上有着媒体人所需要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在几十年的从业生涯里始终追求报道和表达的深度，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一份责任。因此，老一辈媒体人对我的影响很大，让我逐渐产生从事媒体工作的想法。
严步耕：从媒体离职后，你进入了互联网大厂上班，做起了“厂民”。在大厂做什么工作？与媒体工作之间，内心的感受有何不同？
杨津涛：其实，我主要的媒体生涯都是在“大厂”腾讯，或者是一度身兼媒体人和“厂民”双重身份。在大厂需要坐班，每天按时到公司，下班则不一定是什么时候，不像传统媒体的记者，除了外出采访，可以在家里或咖啡馆写稿，时间上要自由得多。其次，考核标准也有很大不同，报纸、杂志出刊后，上面已发表的稿件会按内容价值、文字水平被打上ABC等不同级别，记者拿到相应的稿费。我在做“短史记”栏目的时候，公司对绩效的评判标准更多侧重在文章带来的流量，以及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特别策划。大厂层级、部门远比传统媒体要多，处理合作关系也更加复杂。
我如今依然在大厂，工作内容与AI训练相关，已经算是远离媒体。过去从事媒体工作，一篇稿子发布出去，不管流量如何，或者读者有没有读懂文内深意，总会有一种即时的满足感。大厂绝大多数员工都自嘲为螺丝钉，每天勤勤恳恳搬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一座大楼拔地而起。即便楼盖了起来，绝大多数单个人的贡献都是微不足道，不可能将它视为自己的作品。当然，随着算法的勃兴和AI普及，大厂中几乎已经没有网编这种岗位，也就是说“厂民”不再有做媒体人的机会。
严步耕：早期媒体人进入互联网大厂往往是社会公关角色，而这一代媒体人似乎往往淹没在格子间。很多媒体人，近些年也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身份转变，你内心是否有壮志未酬的感受？
杨津涛：媒体人进入互联网大厂具体从事什么工作，可能和代际关系不大。但是毫无疑问，老一代媒体人会有更多选择，既可以在门户里继续从事采编，也不难到公关部利用人脉“变现”。发生变化的，不是媒体人，而是互联网。当主流内容形式由图文变为短视频，很大一部分媒体人的过往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，现在进入AI时代，我们又有多少人能自信地说自己比未来的AI更会写稿、改稿呢？
《通宝中国》
作者：杨津涛
版本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2025年9月
古代货币史的写作
严步耕：作为历史原创栏目的编辑，你本身主要集中在近代军政人物或抗战史方面的内容写作，但后来走向了古代货币的收藏与研究，是什么原因？
杨津涛：我在“短史记”上写得最多的的确是晚清、民国年间的史事，因为这一时期离现在最近，当下的很多问题都能在近代找到原因，同时这也是各类媒体上读者最有兴趣的一段历史。不过，我在离开媒体后的个人写作中转向了古代史。
不过在写近代史和研究古钱币之间并不存在转向，二者事实上是同步的。就是在腾讯任职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名的五铢钱、开元通宝一枚竟都只要几元钱，而在这个价位，以及稍贵一些，在十几元、几十元区间的古钱币品种众多，发现“触摸历史”竟如此容易后，我开始试着在网上购买古钱币，并找来朱活《古钱小辞典》等入门书看。后来相关书看得越来越多，愈发觉得古钱币是一个值得花精力研究的课题。
《通宝中国》里收入的《皇帝内库：速攒私房钱的秘诀》《三年知府：雪花银何止十万两》等几篇就是发表在“短史记”，其他每一篇也都像“短史记”一样，详细列出所参考的书籍、论文。
严步耕：媒体从业经历，对于你的古代货币研究方面或者收藏角度而言，是否会带来你认为不一样的解读视角？
杨津涛：就像我前边说的，古钱币普遍价格不高，即便是泉界最看重的“五十名珍”，相对于名人字画、名贵瓷器，大多数也算便宜，因此收藏界“玩钱”的群体很大，甚至不乏小学生、中学生。这个群体主要关注钱币自身的品相、版别、价值，较少研究实物背后的历史。与之相反，诸多经济史、货币史研究者较少上手实物，对钱币铸造、流通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献。
我自觉尴尬地身处收藏与研究之间，比专心收藏的朋友多了解一些历史，又比埋头研究的学者多摸过一些钱币，这时媒体从业经历发生作用，让我决定写一本兼顾铸币背景、影响和货币实物，并对当代有所镜鉴的书。因此我一直和人说，《通宝中国》不是一本钱币书，而是一本历史书。
严步耕：古币的铸造、流通与退出涵盖了历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等多领域，《通宝中国：古币背后的治理逻辑和百姓生活》将治理逻辑放在了百姓生活之前，与一般的货币史研究多了一层历史社会学或历史政治学方面的视角。为何选择了这个角度？
杨津涛：在现代，即便小孩子都知道，纸币并不只是画上图案、印上文字的纸片，我们照着描摹一张，即便再像也不能用来买东西，搞不好还要被抓起来坐牢；电子支付更不是随意输入一个数字就能买到东西。古钱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看上去几克重的小铜片，细究起来也大有学问——铜钱、铁钱、铅钱的面额是否与自身金属价值相符？刻上钱币的年号、国号或吉语，昭示统治者的何种心态呢？这些钱一旦流入市场，百姓以之购物、纳税，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对所在王朝的认同。
因为“钱”本身具有的复杂性，让本书不得不牵涉历史、经济、社会、政治等各方面内容，不过主线是唯一的，那就是古代货币在设计与铸行上所体现的一以贯之的治理逻辑：经济上榨取民间财富，政治上高扬合法性。
严步耕：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？
杨津涛：年初《太平年》热播的时候，我正在给新书收尾，恰好那也是一本有关五代十国的书，书名可能会叫《乱世浮生：五代十国中的十二种人生》。
大家对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”这句话耳熟能详，但乱世中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，我们并不了然。我这本新书预计通过正史、野史及碑刻、墓志、器物等还原他们险中求生、漂泊不定和努力挣扎的人生。
我们活在太平岁月，对五代十国的人们或许难以共鸣，但读过这本书，至少能了解一些乱世中的生存法则。屠龙之技可能派不上用场，知道一点总无坏处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采写：严步耕；编辑：刘亚光；校对：翟永军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。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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